01
1963年7月，上海绍兴路，一本32开的小杂志诞生。
创刊号上，写着一句明确的口号：
“以农村故事员为主，兼顾工厂和其它方面。”
彼时，上海正流行讲故事活动，全市有近两千名故事员。脚本不够用，于是有了这本杂志。杂志第一本，直接印了二十多万册，很快卖光。此后无数年里，这本小杂志都没偏离它的航向：
给广大普通劳动者，讲一些有趣的故事。
这本杂志，就是《故事会》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它一度改名叫《革命故事会》，翻开来全部都是意识形态宣传。年轻编辑何承伟对此提不起兴趣，经常出门转悠。
一次在四川出差，他偶然听到当地人“摆龙门阵”，讲一个捉鼠大王的故事。四川方言的幽默感，加上讲述人的本事，把所有听众都迷住了。何承伟站在那里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
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讲故事，能传遍全国吗？
1979年，《革命故事会》改回了《故事会》的本名。何承伟成了主编后，为《故事会》奠定了一个历史基调：
故事必须简单、动情、引人入胜。它不是小说，不是为了让人琢磨文字，必须叫人听完之后，能口述讲给别人听。
为此，编辑部甚至专门写了一本《故事理论及其技巧》，把“口头性”三个字刻进了杂志的骨子里。
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故事类刊物，就这么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它创造的一些“阅读奇迹”，至今还没有第二本杂志可以复现。
02
巅峰时期的《故事会》有多厉害？
1985年2月号，《故事会》卖出了760万册。这个数字，创造了世界通俗故事类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纪录。直到今天，还没有哪本杂志打破。
借着80年代纸质刊物的阅读热度，《故事会》迎来了黄金时代。
每个月杂志印好的那天，印刷厂门口停着八十辆卡车，等着把杂志运往全国各地的报刊亭和火车站。否则，各地之间要“打架”抢货。
那些年，在报刊亭，《故事会》永远是卖得最快的。在长途火车上，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，车厢里有人捧着它打发时间，有人看完就借给下一个人。它被称为“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”，成了春运记忆的一部分。
1997年，《故事会》位列全球发行量第六。两年后，它的发行码洋达到1.2亿，占上海文艺出版社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二。据说连莫言都说：
“即便是雅人，在火车上轮船上也不会拒绝《故事会》这种刊物。”
那个年代的《故事会》，有种独属于自己的气质。它刊登的故事，覆盖了悬疑、恐怖、奇情，底色是老百姓的生活。正是这种生活感中奇异又惊险的故事，用普通人都能读懂的语言讲述，才吸引了无数人阅读。
其中不少故事，至今还被视为“童年恐怖记忆”。
比如有一篇叫《血鉴》的故事，讲两户人家交好，小女孩失手摔死了男孩，男孩的舅舅设计报复，把女孩也害死了。堪称故事类的“B级片”。还有一篇叫《老曹你好》，讲一个男人为了考验女朋友，被要求拍陌生人的脑袋，三次对话都是“某某，你好”。
这段子后来还被春晚小品《考验》“借鉴”了。
我还记得我当初读初中，也是一本《故事会》全班传阅。记得有一个叫《九命猫》的故事，看得我惊心动魄，吓得一身冷汗。
据一位读者后来总结，《故事会》的内容，其实一直是与时俱进的，看似是一些剑走偏锋、令人过目难忘的故事，实则暗中都带着“现实批判主义”：
1987到1991年，很多故事写封建陋习；
1992到1994年，写找关系上学；
1995年开始，农民工进城、公务员题材涌现。
2000年以后，他总结不出来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“河蟹”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《故事会》，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熟悉的生活，一点也不高大上，一点也不玄乎，一点也不遥远，都是熟悉的题材。
03
《故事会》的影响力，可不光体现在销量上。
论阅读群体范围之广，读者之多，全国还没有哪个通俗杂志敢和它叫板。
1987年，一群上海作家跑去云南采风。在当地村民家里，主人按风俗把第一杯酒敬给了“最尊贵的客人”。不是德高望重的文坛名人，而是《故事会》的特约编辑吴伦。在村民心里，这本杂志写的才是他们的生活。
《故事会》的老编辑姚自豪，曾经还收到过从监狱寄来的信。
一个服刑人员在信里写道：“如果没有你和《故事会》的关心、爱护还有帮助，或许我还在沉沦。”
后来这个服刑人员，自己还搞起了文学创作。
不但有海量的工农兵读者爱不释手，文化学者和高雅人士，也对它啧啧赞叹。
1973年，在北大留学的瑞典学者盖玛雅，第一次读到《革命故事会》。80年代杂志改版后，她对这本杂志更干兴趣了。
1995年，她专门写信到编辑部，请求采访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研究了《故事会》几十年。别看《故事会》在我国文化阅读界处于鄙视链的下游，盖玛雅却把《故事会》里的故事翻译成瑞典语，让她的学生读。
在她看来，这些故事反映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、趣味和价值观念。阅读这些故事，可以了解中国光大的劳动人民，也可以了解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。在我们看来，那是解闷的故事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了解中国的窗口。
后来她还专门出了研究《故事会》的专著。名叫《一本还存活的通俗文学杂志》。
在浙江，一个日后笔名为紫金陈的小孩子，小时候看到《故事会》的封底广告，掏了十块钱，买了本《长高秘籍》。多年后，他写《隐秘的角落》，小说里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，就来自那里。
紫金陈一点也不介意人家说他的故事有点“故事会风格”。他觉得他的目标读者就是爱都《故事会》的人。挺好的。
五条人的仁科也说了，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，最爱看的就是《故事会》。后来他和茂涛出了一张专辑，名字就叫《故事会》。
在罗永浩节目里，他说那套“故事会审美风”别具一格，是一种特别有摇滚精神的审美。是通俗审美向那种高大上审美发起的一次颠覆性冲击。
同样做过巅峰网红的罗玉凤，是拿什么标准衡量自己前知三百年后知三百年的？
“常年熟读《知音》和《故事会》。”
虽然是一句恶搞，可见《故事会》的江湖地位。
04
很多人不知道，《故事会》也不光通俗，也走过精品路线。
1998年，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夏一鸣进编辑部。他学民间文学。主编让他搞一个新栏目，叫“名人讲故事”。
一扭头，夏编辑给写高晓声（不是高晓松啊，这位是纯文学作家，写《陈奂生上城》的）打电话。高晓声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，答应试试。两星期后，来信说构思了几个都不太理想，等从南方回来再写。
次年春天，夏一鸣看到高晓声的一篇随笔，试探着打了个电话。对方说，稿子写好了。他赶到南京去取。开门时，吓一大跳。
高晓声眼骨突出，走路颤颤巍巍。一周后，高晓声住院，再没出来。他留下三篇稿子，编辑部选了《雪夜赌冻》发表。
后来，这篇故事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。
这是一个好的起点，随后，陆文夫、冯骥才、陈世旭……夏一鸣一个个去请稿。
冯骥才说脑子里有一大堆人物没处放。夏一鸣不停给他打电话、寄杂志。听说他颈椎病犯了，还找了个土方寄过去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份快递到了，里面是三篇稿子，讲天津卫三个小偷的故事，取名《三盗》。
编辑部看了，觉得都写得好，难分伯仲，破例全部刊登。
就在半个月后，夏一鸣在《收获》上看到冯骥才的“俗世奇人”系列，十六七个人物，正是从《故事会》那篇稿子“勾”出来的。
《收获》大家都知道吧，咱们国家最高级别的纯文学期刊。专登大家稿件的。
就这，还敢说《故事会》不高级吗？
从1998年2003年，五年多时间里，有六十多位作家给《故事会》写了稿子。这个栏目后来停掉了，但夏一鸣用一句话形容它：
“群星闪耀，其灿无比。”
05
《故事会》的衰落，是一点点发生的。
2010年之前，《故事会》的发行量还在高位，广告收入每年能到1500万。但也就在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时刻，报刊亭陆陆续续开始关停了。
杂志高达九成的发行量，都来自车站和报刊亭，这对《故事会》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2015年，广告收入归零。
这场困局是必然的。这不是《故事会》一家要面对的困局，而是在互联网时代，电子阅读冲击下，甚至阅读被其他娱乐瓜分后的冲击下，文字类期刊必将面对的一种局面。人的能力，终究是大不过势的。拿一位编辑的话说：
“它没有活力，每年都从零开始，拼命养活自己，而且受制于体制，没有自主性，一下被互联网冲得支离破碎。”
但《故事会》没有轻言失败，在移动互联冲击下，它一直在找出路。
甚至可以说是未雨绸缪。
早在2006年，《故事会》就设了新媒体部。2007年，“故事中国”网站上线。2013年，微信公众号一来，《故事会》立马开了账号。2017年，杂志主动做App，希望给大家更便利、更移动的阅读体验。
随后，眼看各大平台崛起，《故事会》一个都没落下。
它不想就这么消失，不想被这个时代淘汰。
但随着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，人们阅读习惯被更多的东西占据，尤其曾经那些文化不高的读者，如今都去刷短短视频、看综艺节目，“读《故事会》解闷”的娱乐，彻底被那些项目转移走了注意力。
读者流失，作者也在变少，质量的稿件，也难以保证。
由于给杂志供稿的人骤减，想挖到之前那么精品的稿子，不容易了。编辑部曾接到过一个电话，对方劈头盖脸骂：
“你们现在都在吃老本！”
编辑放下电话，办公室里一片沉默。
编辑赵俊斐，则是出生于1997年，复旦毕业。她小时候去亲戚家，总爱翻上的《故事会》。进了编辑部后，她负责笑话栏目，每天看几百个投稿，从中挑十几个。那些笑话被打印出来，人手一份，大家轮流看。
如果有人写“S”，意思是“熟”，意味着，发过了，或者看过太多遍了。她给自己定了规矩：选中的笑话，要能让人讲出来，讲给同事听，讲给朋友听，他们笑了，才算过关。
可有一次，一个读者专门打电话来：
“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，那种笑话笑得出来吗？你们以前笑话都很好笑的，现在都在坐吃等死吗？”
赵俊斐当时就哭了。
没办法，现在你的笑话再好笑，能比短视频好笑吗？能比脱口秀段子好笑吗？
每年，编辑部会开笔会，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。可有几次笔会结束后，其中不少作者，再也没有投过稿。当年，你写一篇好故事，可以连载好几期，得到一笔相对丰厚的稿酬。现在呢？
06
《故事会》还有读者。
关于阅读的故事，关于“故事”的故事，也不是一个互联网可以杀死的。
浙江有个拆迁户，家里三套拆迁房，其中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《故事会》。
上海有个叫栾源的年轻人，在青浦的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家在无锡，每周往返一次。他在车程里翻看《故事会》，收藏了1982年到2005年的全套杂志，三百多本，一本不差。他在读者群里分享旧文扫描件，不扫全本，怕“涉及版权问题”。
理由只有一个：
“这是一本有传奇性的杂志。”
他觉得，“如今大部分人看不到这样的故事了，我想让大家看到。”
2024年，虎嗅网发了一篇文章，讲述了《故事会》近几年的情况。
评论区有人回：“没想到《故事会》还活着。”
它当然活着，而且我觉得，还会继续活下去。发行量当然不可能重现往日的刚才，但它还会存在。它还在等那些从远方寄来的投稿，在为几十万读者准备一个个精彩的通俗故事，还希望它能像以前那么动人，记录一些时代的侧面，从一个个故事里，为中国的变化和生活，留下一个个标签。
它不是什么殿堂级的文学，但永远可以做一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镜子。
曾有人问过民俗学家钟敬文：“故事还有没有明天？”
钟老回答：“故事和人类的语言共存。”
拿《人类简史》里的话说，人类之所以强大，能够集结、发展，不断突破和更新，就因为一件事，这是一个会讲故事、永远需要故事的族群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《故事会》永远不会消亡。
管你什么AI不AI，能穿透我们心灵的，能让我们哭和笑的，只有那些带着人类体温书写、审阅的，然后一本本互相传来传去的故事。
故事不死。
哪怕再通俗的故事，它蕴藏的能量，也会代代相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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